在我們的經歷中，有很多東西也許是終生難忘的，比如偶像。我相信，每個人都曾與自己的偶像相伴，走過一段人生旅程。即使你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把自我和個人的精神自由看得比命還重要，你也不會沒有所崇拜的對象。有人會說，我不崇拜任何人，我只崇拜我自己，就像“五四”時期的那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猶如自我解放的宣言，它宣告了孤獨個體與專制制度的勢不兩立。但殘酷而荒謬的不只是專制制度對個體生命的虐殺，還包括每個個體在面對自身意義的空白和自身所指的匱乏時所產生的驚慌失措。我是我自己的，但我又是誰？自己又是什么？如果這個終極問題得不到答案，那么，我們剛剛獲得的主體性也就不具有真實的含義。

　　事情總是這樣的有意思。我們一直在尋找自身的意義，但是，這個意義卻往往存在于我們的對象物中。偶像正是外在于我們的對象物之一。很多時候，我們恰恰是從偶像身上找到自身意義的。不過，這個意義又不是完全外在于我們自身的東西，它來自我們內心深處的呼喚，是我們需要偶像的心理基礎。

　　也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圖騰崇拜始終像一塊沒有抹去的胎記，成為人類精神特征的一個標識。這就賦予了英雄人物和圣人、先知、大師、明星存在的合法性，他們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影響力，使得我們很難拒絕他們，盡管我們常常并不缺少反叛的沖動。馬克思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人物來。”這樣看來，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既是源自個人內心的心理需求，又是從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產生的社會需求。

　　因此，不僅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偶像，而且，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偶像，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代還會有不同的偶像。記得我在很小的時候，偶像大約就是小兵張嘎、《雞毛信》里的海娃，或《紅孩子》里的兒童團員，崇拜的人物還有李向陽、史更新、肖飛、馬英或者楊子榮、許云峰、成崗、江姐、鐵道游擊隊等等，他們的英雄傳奇在我的童年時代曾是一道絢麗的風景，也是我們樂于模仿，甚至夢中仍然念念不忘的內容。如果說這些偶像只是投射了一個孩子的英雄情結的話，那么，另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像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雷鋒、王杰、歐陽海、劉英俊、王鐵人、王國福等，則更多地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并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時代道德理想的標桿。所以，那時并不用偶像一詞，比較多的還是直接稱為英雄、模范、典型或榜樣。“學習雷鋒好榜樣”，歌里就是這么唱的；還有一句老生常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種對于榜樣的推崇和迷信，與偶像崇拜或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一樣，區(qū)別就在于，偶像崇拜更多地基于個人的心理訴求，而榜樣的確立，卻只能來自特定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支持。

　　發(fā)生在70年代以后的變化，首先還是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變化。國家的主要任務轉向經濟建設，知識成為改變命運的關鍵，于是，知識分子成為人們追捧的新的偶像，陳景潤和錢鐘書分別代表著兩個不同的領域。人們崇拜他們，其實是在崇拜知識。這里或許仍然體現了一種國家政治意志，只不過是從單純的政治道德完人，變成了知識積累的神話，作為偶像崇拜，它還是被動的，單一的。當然并不排除有人崇拜張海迪或女排的姑娘們，她們在民眾中喚起了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時，也還有人崇拜林昭、遇羅克和張志新，他們的行為，標志著人類可能達到的精神高度。其實，不管你叫他什么，偶像也好，英雄也罷，榜樣也行，都是社會價值理想的體現者。你崇拜一個人，就意味著你認同他的理想和價值觀，向往他的精神境界，希望成為他那樣的人物。這樣的崇拜，更多的還是一種理想情懷。

　　隨著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商業(yè)社會漸露雛形。利益的多元，帶來了價值的多元；價值的多元更帶來文化的多元。特別是大眾流行文化的興起，明星制的引進，商業(yè)價值獲得廣泛認同，偶像崇拜正在變成一種消費形式。雖然有人發(fā)現了顧準、陳寅恪這樣的精神崇拜對象，但已經很難進入社會的主流。事實上，這個時代的偶像崇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金錢的烙印，就像幾十年前的偶像崇拜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一樣。一方面商人、老板、企業(yè)家成了一些人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文化商人和掮客則試圖將一切偶像崇拜都轉化為商業(yè)價值。在這里，不僅演藝明星被發(fā)現了具有商業(yè)潛力，體育明星、新銳作家、時尚選秀、明星學者，同樣被發(fā)現了具有商業(yè)潛力，甚至像楊利偉這樣的航天英雄，都無法逃脫被消費的命運。前幾年我去阿根廷，恰趕上切·格瓦拉的紀念日，滿街都是他的頭像，印在各種旅游商品上。這時的偶像崇拜，已經越來越多地顯示出金元崇拜的特征。如果說大眾的消費活動創(chuàng)造出一種特殊的文化價值——偶像明星的話，那么，對明星的偶像崇拜，又進一步轉化為商業(yè)利潤。

　　縱觀60年來偶像的變遷，在中國，我們的偶像崇拜經歷了兩個重要的轉變，一個是具有政治訴求的偶像崇拜轉變?yōu)樯虡I(yè)的、世俗的、大眾情人式的偶像崇拜；再一個就是偶像崇拜的多樣化和多元化，當下幾乎不再可能出現為全民崇拜的惟一偶像。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歷史的進步，沒有人能夠阻擋其步伐。但其吊詭之處就在于，這種進步并沒有帶來人的解放，而是使人陷入了新的奴役。也就是說，對象不再向它的崇拜者貢獻意義，而是使他的生活喪失意義；偶像崇拜者為了擺脫孤獨和寂寞而崇拜偶像，這時他才發(fā)現，他可能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獨寂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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