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7世紀到12世紀

　　[編輯]二度繁榮

　　駱駝上的西方人，收藏于上海博物館。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tǒng)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并設立安西四鎮(zhèn)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fā)現(xiàn)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fā)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qū)，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后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wěn)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qū)，并建立了穩(wěn)定而有效的統(tǒng)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于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并接納相當數(shù)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唐僧禮佛圖。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fā)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shù)?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人更是不勝枚舉。

　　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fā)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里蓄養(yǎng)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jié)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xiàn)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guī)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臺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制作絲綢之路節(jié)目[1]。

　　[編輯]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qū)戰(zhàn)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唐以后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wěn)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fā)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fā)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fā)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后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xiàn)象。

　　參見：海上絲綢之路

　　[編輯]12世紀以后

　　1280年忽必烈在宮殿接見馬可·波羅。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fā)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qū)荒漠地區(qū)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zhàn)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yè)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yè)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后中國各地戰(zhàn)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qū)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于停頓。

　　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辟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tǒng)治者們并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并沒有統(tǒng)一的行政體系。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tǒng)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tài)度，元朝統(tǒng)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游記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

　　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歷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后，西域地區(qū)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復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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