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到北歐四國旅行，對那里的兒童無所不在的“公共意識”留下了深刻印象。從芬蘭的赫爾辛基國際機場排隊安檢去斯德哥爾摩，當時正值圣誕節(jié)的前夕，大量的芬蘭家庭舉家前往南歐，準備在相對溫暖的地中海沿岸度過他們寶貴的假期，因此，安檢通道的隊伍排得很長，我和團友開始在隊伍中低聲聊天。過了一會兒，團友開始不停地朝著我背后揮手微笑，我轉身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我們身后不知什么時候已跟上了一個芬蘭家庭，身材高大的父母帶著3個孩子靜靜地排在我們身后，兩個女孩一個男孩，女孩的年齡大約一個是8、9歲，一個7歲的樣子，男孩只有4歲左右，令我驚異的，不僅僅是這3個孩子每人都背著旅行背囊，最大的那個女孩還拉著拉桿箱，還有他們在公共場合表現出的整肅和禮貌：他們排在我們身后起碼有一刻鐘了，但我卻沒覺得后面有孩子。在中國，類似的場景卻大相徑庭，孩子在公共空間里像在自己家的客廳里一樣，縱情嬉鬧，家人在一旁看著，不以為然，如果有人去建議父母“讓孩子安靜點”，周圍的人和孩子的父母會認為：“這個提意見的人‘刁難’,孩子天生是吵鬧的嘛。”

　　在西方，父母從孩子剛剛喃喃學語開始，就反復跟他說清“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不同，灌輸“不要因為我們的存在，就妨礙他人”的觀念，這是禮貌和教養(yǎng)的一部分，孩子可以在自家的房間里當“角斗士”、“運動超人”和“大分貝演講家”，但一旦進入影院、劇場、候車室等“公共空間”，父母會蹲下來對他反復講明：這里還有很多與你一起來看戲、吃飯、等待旅行的人，別人在閱讀、談話，不可肆意喧鬧和奔跑，不能影響他人。

　　如果比較年幼的孩子還沒有這個意識，家庭中年齡稍大的孩子也會參與到言傳身教中來。我在斯德哥爾摩下榻的飯店，每一層都有一個公共客廳，相當于樓層大廳，大廳有熱咖啡和免費書刊，可以看電視和上網，這也是旅途中偶然相逢的人們增進了解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大廳里，我目睹了一個北歐家庭對孩子“公共意識”的熏陶產生的影響：電梯門開了，剛才還在說笑的父母，立刻返過頭去，對后出來的兩個孩子做了手勢——將食指豎放在嘴唇上，意思是：看，這里有別人，大家都需要安靜。兩個孩子，大的是個男孩，約5、6歲，小的才兩歲多，還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依然在哭鬧。于是，令人驚訝的一幕發(fā)生了，那個男孩迅速走過去，一手牽起妹妹的手，一手的食指豎放在妹妹的嘴唇上，我和團友驚羨于小男孩在公共意識方面表現的素養(yǎng)：我來到有許多陌生人的地方了，要注意自己的行為是否妨礙了別人。

　　在公共領域，個人的活動范圍和活動劇烈程度，都要縮小，這是一個必須要從小灌輸的常識，也是文明程度的表現，不要認為吵鬧是孩子的天性，不需要去約束他，忽視孩子在肯德基餐廳和醫(yī)院候診室滿場飛奔，尖叫笑鬧。小時忽略了對孩子“公共意識”的培訓與誘導，而指望他長大自然變成一個公共場合的“文明人”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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